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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中井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若美可艾斯比布业有限公司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新闻来源:宁波海事法院   发布人:宁波海事法院   点击率:203   发布日期:2019.04.07

——香港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C}   {C}王佩芬

 

【裁判要点】

外籍公民在香港设立公司,公司在国内设立的业务代表处实际经办涉案业务,可以考虑认定业务代表处所在地为该公司经常居住地,进而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该外籍公民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业务代表处驻留期满,但外籍代表人员的订舱并非当然是个人行为。货运代理人在前案认可系香港公司委托其订舱并将提单交给香港公司,相关证据和事实得到生效裁判确定,后货运代理人在本案中主张订舱系代表人员个人委托,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索引】

一审:宁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1071号(20171227

 

Shaoxi Zhongjin International Forwarding Co. Ltd v. Ramco S.B Fabics Co. Ltd.

Wang Peifen

Abstract of Adjudication

If a foreign citizen establishes a company in Hong Kong and its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set in Mainland China, the location of the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office may be held as the company’s habitual residence and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RC shall apply to impose a joint and several discharge liability on the foreign citizen for the company’s debts.

Related Case

First instance: Ningbo Martime Court(2017)Zhe Min Chu NO.1071(December 27, 2017)

 

【基本案情】

原告:绍兴中井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中井公司)。

被告:若美可艾斯比布业有限公司(RAMCO S.B FABICS CO., LIMITED,简称若美可公司)。

法定代表人:拉赫佳·玛塔(RAHEJA MAMTA,简称玛塔),该公司董事。

被告:绍兴县罗丝魅力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罗丝公司)。

法定代表人:拉赫佳·玛塔(RAHEJA MAMTA),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拉赫佳·玛塔(RAHEJA MAMTA)、拉赫佳·艾肯舍(RAHEJA AKSHIT,简称艾肯舍)。

经审理查明,若美可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420,公司董事和股东均为玛塔。20083月,若美可公司提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申请,200922,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成立和开始驻留,2011221经核准,驻留期至201221,首席代表/负责人玛德夫,代表人员艾肯舍,业务范围:若美可公司纺织品贸易业务的联络、咨询服务。罗丝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股东均为玛塔,艾肯舍为总经理。公司营业期限自2011916204191520134月,案外人盛发公司作为卖方自宁波出口一批涤纶染色布到贝宁科托努港,货物报关价值82733.92美元,贸易方式为FOB。盛发公司委托中井公司办理该批货物的报关、内陆运输等事宜,中井公司完成上述委托事务后,于同年53向盛发公司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640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费项目包括代理拖车费、代理报关费等。盛发公司于同年715向中井公司支付了上述6405元费用。同期,中井公司接受买方若美可公司委托进行订舱,取得了抬头为MAERSK LINE、编号为590319856的正本提单,并将该正本提单交给若美可公司。涉案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已被提走。201443,盛发公司以中井公司未履行代理义务造成货款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案号为(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经审理,本院于201562作出民事判决,判令中井公司赔偿盛发公司人民币360269.70元,中井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6265元。中井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浙海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50元,由中井公司负担。中井公司于2015623预交(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上诉案件受理费8950元,于2015916向法院汇付(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生效判决履行款366534.7元。201767,中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若美可公司、艾肯舍共同向中井公司支付编号590319856提单项下货款360269.7元及案件受理费15215元,合计人民币375484.7元,并支付前述款项自20159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8754元),玛塔和罗丝公司对若美可公司、艾肯舍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于20171227作出(2017)浙72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判令若美可公司赔偿中井公司损失375484.7元及该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9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玛塔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中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若美可公司的住所地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玛塔等系印度籍公民,故本案属于含有涉外涉港因素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管辖权属于程序法事项,应当适用法院地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因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产生的纠纷由海事法院管辖。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若美可公司的绍兴代表处与罗丝公司的住所地均位于本院辖区,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审理本案的法律适用,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若美可公司与中井公司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而被告若美可公司与玛塔未作答辩,本院予以确认。若美可公司与中井公司因办理出口货物订舱形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井公司根据若美可公司指示向其交付提单,后若美可公司未付清货款,导致中井公司向案外人盛发公司履行本院(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中井公司在履行受托事项时非因自身原因遭受损失合计375484.7元,可依法向委托人若美可公司要求赔偿。就玛塔对若美可公司债务的责任,若美可公司虽登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注册资本仅10000港元,且若美可公司未声明其主营业地,而涉案业务系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办理,该代表处持有公司印章,办公场所位于浙江绍兴,故可以认定绍兴为若美可公司的主营业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判断若美可公司与玛塔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较为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案债务属于若美可公司的债务,而若美可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玛塔,故玛塔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与自身财产相互独立,否则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玛塔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应诉,亦未完成上述举证义务,故对中井公司关于玛塔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案例注解】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当事人,即艾肯舍是否是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当事人的问题;第二,关于本案其他被告应否对中井公司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业务代表处驻留期满后外籍代表人员以公司名义订舱,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

中井公司认为,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的经营范围限于联络咨询,艾肯舍借绍兴代表处名义所实施的经营行为,系2名自然人的个人经营行为。艾肯舍辩称其仅为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的业务代表,所进行的经营活动之民事责任理应由若美可公司承担。

生效裁判采信了艾肯舍的辩称意见,主要基于如下因素:(1)主体资格方面,若美可公司与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均系合法民事主体。若美可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在订舱时虽已驻留期满,但所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并未被主管部门吊销,法律上仍然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2)合同订立与履行方面,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的订舱行为虽不属于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的经营范围,但中井公司在接受订舱委托时并未要求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提供登记证书,亦无证据表明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向中井公司虚假陈述其营业范围。中井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对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委托其订舱这一行为的经营性质理应知悉,仍然接受委托,并依约完成订舱和交付提单等合同义务,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3)前案意见方面,在本院(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案件中,中井公司作为该案被告认可若美可公司系涉案货物的委托订舱方{C}[1]{C},该段事实经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中井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或者说明将委托方变更为艾肯舍的合理原因。

综合三点理由,生效裁判认为,中井公司在本案中以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的行为超出其经营范围、从事营利活动违反《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为由,主张若美可公司不能作为合同当事人,与双方在合同成立时的真实意思不相符。艾肯舍的驻留期限虽然已经届满,但是并无证据表明若美可公司已解除其职务,其作为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职员与中井公司进行经营活动,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若美可公司负担。至于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未申请续期{C}[2]{C}、超出登记的经营范围进行业务活动产生的行政法律责任,属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范围{C}[3]{C},不影响本案合同主体的判断。

笔者同意生效裁判的观点。艾肯舍的行为涉及到若美可公司及其绍兴代表处,在代表处违反登记要求未申请续期或注销的情况下,该代表处有无代表若美可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进一步地说,艾肯舍有无权利代表若美可公司对外订约?由于若美可公司系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故问题即转换为香港公司的职员能否在内地代表公司签订合同?职员系印度籍公民对合同效力有无影响?以及如何认定职员身份?对上述问题可以反向分析。首先,艾肯舍原本即为代表处职员,且经办涉案业务、持有过公司印章,故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可以认定其职员身份。其次,艾肯舍的外籍公民身份对合同效力并无特别影响。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到庭当事人意见,本案适用我国法律审理。在适用我国合同法时,判断签约主体的缔约行为的效力的标准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住地法律。如果依据艾肯舍已在我国结婚并定居的因素认定绍兴为其经常居住地,适用我国民事法律认定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则艾肯舍的年龄、智力均无异常,故意思表示当为真实有效。至于该代表处违反《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该条例作出了行政处罚规定,并未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再次,该代表处不符合公司分支机构的特征,其法律地位相当于若美可公司的职能部门,不能认定为合同当事人。最后,虽然该代表处未根据规定申请续期,但是其登记证并未吊销,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和第(三)项{C}[4]{C},不能据此认定业务经办人为合同当事人。综上。若美可公司与中井公司基于委托订舱形成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和生效。

二、违约方的法定代表人及同一法人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是否应当与违约方承担连带责任

(一)罗丝公司对若美可公司债务的责任

中井公司认为,若美可公司的主要机构所在地在绍兴柯桥,若美可公司和罗丝公司属于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罗丝公司应当作为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艾肯舍、罗丝公司认为,中井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若美可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法、罗丝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判决罗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则损害了罗丝公司的其他债务人利益。

生效裁判慎重考虑后没有刺破罗丝公司的法人面纱,未判决罗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若美可公司和罗丝公司的股东和负责人均为同一人即本案被告玛塔,两公司具有一定关联。但若美可公司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罗丝公司的注册地在浙江绍兴,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该两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存在混同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故本案不适宜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案例{C}[5]{C},对中井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生效裁判的做法是合理的。虽然若美可公司在绍兴代表处及其职员管理上存在不符合国内行政法规要求的情形,但是公司人格混同的关键在于财产是否混同,对此,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若美可公司与罗丝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从形式上来看,两个公司分别在香港和绍兴,登记机关、注册时间、注册资本等均有所不同。此外,就涉案业务而言,罗丝公司并未参与其中,亦不存在业务混同情形。故而,生效裁判未根据玛塔同为两个公司的负责人即推定丧失独立人格或将证明人格独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若美可公司与罗丝公司,是有事实依据的。反之,如果证据表明两个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则不但可以参照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认定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可以考虑追究关联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的连带责任。如果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系因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造成,忽略了该控制股东的民事责任,显然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法理和价值相悖。{C}[6]{C}

(二)玛塔对若美可公司债务的责任

中井公司认为,依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玛塔作为两家公司的唯一股东,三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艾肯舍、罗丝公司认为,若美可公司与玛塔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当依据香港法律判断。

生效裁判没有支持艾肯舍、罗丝公司的抗辩意见,亦未要求其提供经公证的香港法律或专业法律意见,或依职权查明香港法律{C}[7]{C}。主要理由是,若美可公司虽然系香港注册的法人,但是香港与本案并无实际联系,因为涉案业务发生于绍兴,由其驻绍兴代表处办理,玛塔也未能证明其在香港有实际开展业务或主营业地位于香港,故此时可以推定绍兴为若美可公司的主营业地。进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适用我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鉴于玛塔在诉讼中曾提交一份经印度当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后无故拒绝办理认证手续,玛塔本人未出庭应诉,也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公司绍兴代表处财产与自身财产相互独立,故可以判断玛塔对若美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对此亦予以赞同。从法院走访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虽然若美可公司登记在香港,但是负责公司经营的实际上是艾肯舍等人,经营行为主要发生在绍兴柯桥,故基于涉案业务发生地点和经办业务的绍兴代表处位于柯桥的事实,可以推断若美可公司的主营业地位于绍兴。对此,玛塔、艾肯舍均未提出反驳证据。假如玛塔可以举证其为公司在香港独立经营核算、申报缴纳税收、为职员支付工资及福利待遇,则可以证明主营业地位于登记地。本案裁判体现了在司法层面,对个别人员借在境外、香港等地登记离岸公司后在内地经商违约、继而以法人有限责任外衣逃避赔偿责任现象应当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在我院近年来涉外涉港审判中具有突破性和典型性。

三、前案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合理纳入到本案之中

本案与其他三个案件均是追偿案件,基本经过是:中井公司在此前被案外人盛发公司起诉至本院,经本院一审、二审终审,判令中井公司赔偿盛发公司货款损失的50%,中井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向若美可公司追偿。前案认定的事实是否可以完全纳入本案当中?答案是否定的。对于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存在理解定性偏差的非基本事实,无需纳入。如前案认为若美可公司、B.B公司系同一公司,该论断并非旨在刺破两公司的法人面纱,且B.B公司非本案被告,无需在本案分析和评判。否则,案件审理脱离了诉辩主张和争议焦点,还可能诱发本案事实与前案事实的冲突。

同时,涉及到法律行为的定性的事实,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尽量作为参考。本案中井公司提出形式上是若美可公司订舱,但实际上是艾肯舍的经营行为,与中井公司在前案中抗辩系香港公司委托其订舱,并将提单交给香港公司的意见不同,且不能合理说明原因,故本案将艾肯舍的行为定性为职务行为。以结果为导向,中井公司改变意见的原因不外乎担心债务人若美可公司的履行能力不足。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判决确定义务是否能够得到实现,不具有确定性,不能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判决有可能因为债务人无财产或逃避导致无法执行到位,属于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应当尽量预见和控制的法律风险。假如中井公司确信艾肯舍订舱系代表个人,那么完全可以在订舱乃至前案诉讼中要求艾肯舍以债的主体变更、债的加入或者出具保证等方式成为责任人。中井公司未事先就若美可公司的履行能力进行合理评估,在纠纷发生后担忧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而向艾肯舍主张个人责任,依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

(作者单位:宁波海事法院)



[1]{C} 在前案(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中,中井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若美可公司绍兴代表处的登记信息、货运委托书,用以证明若美可公司真实存在及订舱、货物托运事宜系该公司委托中井公司办理的事实。对该份证据,前案基于双方无异议予以认定。

[2]{C}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代表机构驻在期限届满后继续从事业务活动的,外国企业应当在驻在期限届满前6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三十八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登记证:……(五)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或者备案的。第四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参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登记管理。”

[3]{C}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代表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专门用于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

[4]{C} 第六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

[5]{C} 即最高人民法院20131月公布的第四批指导性案例中的《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裁判要点为:(1)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C} 樊纪伟:“关联公司扩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之检讨——兼评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5号”,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月,303),第143页。

[7]{C} 从有关案例中法院依职权查明香港法律情况来看,香港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对一人公司并没有特别的限制性规定。参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甬仑商外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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