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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审判情况报告
新闻来源:   发布人:宁波海事法院   点击率:1933   发布日期:2017.07.11

20121——201612月)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历来是港口、外贸及海洋经济大市,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浙江海洋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温州法庭成立于19964月,是宁波海事法院设立的第一个派出法庭,距今已逾二十个春秋。近五年来,温州法庭审结案件两千余件,结案标的额近五十亿元,在维护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和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期海事审判情况报告总结梳理温州法庭近五年审判状况,回顾传承以往经验,规范在贷款监管、船舶融资租赁、船员维权、渔船登记和施工企业资质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为相关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指引和参考。

一、审判基本数据

2012年至2016年,温州法庭共收案2176件,结案2080件,收、结案标的总额分别为59.4亿元和49.8亿元,同期结案率为95.59%

(一)收案情况

2012年至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各类案件2176件,年均收案435.2件,每案平均收案标的额272.97万元。其中受理一审海商案件719件,一审海事案件49件,受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案件675件和执行案件733件,具体收案数量如下图所示:

在受理的768件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中,排名前四位分别为:船员工资案件382件(不含海事债权确权纠纷中的该类案件),占比49.74%;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纠纷案件127件,占比16.54%;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86件,占比11.20%;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纠纷案件38件,占比4.95%,另船舶建造修理买卖纠纷、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各有36169件,其他纠纷共74件。

温州法庭受理特别程序案件共计675件,其中债权登记案件382件,占比57%,确权诉讼案件197件,占比29%,这两类案件共占比86%;诉前扣押船舶案件47件,占比7%,海事强制令案件14件,占比2.07%,宣告死亡案件5件,占比1%,其他案件30件,占比4%

   (二)结案情况

2012年至2016年,温州法庭共办结各类案件2080件,结案标的总额为49.8亿元,同期结案率为95.59%。在审结的918件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中,判决477件,占比51.96%,调解310件,占比33.77%,撤诉86件,占比9.37%。调解撤诉率为43.14%,一定程度上反映温州法庭审结的案件双方对抗较为激烈,案情较为复杂。

在执结的692件案件中,强制执行443件,自动履行10件,程序终结66件,执行完毕72件,和解17件,其他方式执结84件。

二、亮点工作

(一)围绕中心,注重办案社会效果

妥善处理涉群体性、社会影响较大的敏感船企纠纷。成功处置涉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庄吉集团、广西长能海运有限公司、温州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澳力国际船务有限公司等所有的十余艘大型船舶,平稳化解数百件债务纠纷案件。一方面积极配合协调,促成船企重组,寻找发展生机;另一方面,牢牢把控局面,将纠纷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防止群发性纠纷蔓延。

(二)化解矛盾,用心打造无讼渔区

与温州市司法局联合召开温州市海渔事纠纷诉调衔接工作座谈会,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推行涉海渔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在辖区五个海渔纠纷调解中心建立海事审判联络站,定期为辖区各涉渔县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渔事调处人员授课培训,提升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优化服务,彰显司法便民利民

坚持开展巡回审判、流动立案、送法上海岛等工作,在鹿西海岛开展流动立案55起,巡回开庭75起。重视司法救助工作,对确有经济困难的237起案件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共计39.8万元,为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6次,申请司法救助金额22万元。开通船员绿色通道,办结船员欠薪案件445件,为中外船员讨回工资总额2096万元。

(四)阳光司法,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4次,共计145人次走进法庭旁听庭审并座谈交流。上网公开裁判文书30余份,在互联网直播、录播庭审38件。积极推进司法网拍,在全国海事法院率先上线淘宝网司法网拍平台拍卖房产和船舶,通过该平台成功拍卖7艘船舶,成交金额达8217万元。高度重视人民陪审工作,杜绝陪而不审,陪审率达73.06 %

(五)夯实基础,切实提升司法能力

加强法庭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依托每月例会制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审执业务学习。重视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在省市级报刊媒体上发表信息宣传18 篇,在 《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报》《世界海运》《中国海商法研究》《中国海事审判年刊》《浙江审判》《海事司法论坛》《宁波航运交易》《长江海事法治》《温州联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调研文章42篇,编印法庭成立20周年案例选编和纪念册各一本。

三、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加强贷款风险监管,保障船舶抵押权实现

船舶抵押纠纷是传统海商案件,近几年来呈多发态势。2012-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船舶抵押纠纷86件,收案标的近17亿,其中绝大部分涉及金融债权。审判过程中发现,银行船舶抵押贷款债权实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船舶所有权存在双重登记或船舶被主张留置权,给抵押权实现带来障碍;二是在建船抵押,船舶建造完毕后,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国内、国外重复登记,给船舶扣押和拍卖、案件审理和抵押权实现造成很大被动;三是最高额抵押下,船舶被海事法院扣押后继续放贷,导致所放贷款债权优先性出现争议;四是对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的法律属性及其对船舶抵押权的影响认识不足;五是船舶抵押贷款,普遍存在连环担保现象,影响涉船企业顺利退出市场。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加强对抵押船舶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全程监管。既要注重形式审查,也要核实船舶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存在国内外双重登记以及是否涉诉或被保全。二、防止过度连环担保。连环担保极易导致一家船企涉诉拖累一大批企业,不仅不利于造船、航运业本身发展,也会导致诉讼关系愈加复杂从而影响银行债权的实现。三、加强对航运业和造船业的调研。造船和航运是高资金、高风险行业,离不开银行支持,但同时具有市场周期长、风险滞后性特点。银行拓展船舶抵押贷款业务,不仅需要考虑其带来的丰厚收益,同时应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规律及其所涉法律,避免盲目放贷或集中抽贷。

(二)规范船舶投资融资,减少船舶共有纠纷

船舶共有纠纷是指从事海上或者通海水域运输、渔业生产的船舶共有人之间因经营、收益、分配和财产分割产生的纠纷。因船舶共有衍生出来的船舶多层次投资纠纷,是近年来海事审判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而且因投资人往往众多,易酿成群体性纠纷。2012-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船舶共有纠纷审理案件51件,收案标的总额3621余万元。涉及渔业船舶、运输船舶以及船舶建造,较多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隐名合伙投资模式;二是股东代表合伙投资模式;三是多层投资加合伙模式;四是多层投资建造加境外经营模式。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合伙人与投资人之间,以及上、下层投资人之间因投资关系引起的各种争议。投资约定不明确往往是此类纠纷难以妥善化解的症结所在。除投资款收据外,双方极少签订投资协议。即便是投资款收据,也经常模糊不清,甚至向谁投资、投资什么船都不明确。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规范投资融资行为。签订投资协议,协议内容除双方主体等合同通常条款外,至少应载明以下内容:投资金额以及出资方式、期限;投资目的,是建造或营运某一具体船舶,还是包括建造完毕后的船舶营运;分红取得形式、方法;船舶建造、营运及其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告知范围、方式;投资份额能否转让及其转让条件;投资合同解除条件等。只有规范投资行为,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纠纷。二、统一裁判认识作法。正确界定单一层次合伙(或合伙型联营)和多层次投资行为;正确区分合伙法律关系和投资法律关系,分别适用法律。统一认识和裁判,同时发挥典型案例示范作用,规范和引导民间船舶投融资市场。

(三)畅开诉讼绿色通道,理性维护船员权益

船员劳务纠纷系海上民生案件,温州法庭历来十分重视,为船员维权畅开绿色通道。2012-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和审结船员劳务合同纠纷445件(含部分以确权诉讼方式要求支付船员工资的案件),收案标的额合计2096万元,占审理案件的30.84%,其中调解204件,判决230件,撤诉11件,无一提起上诉。实践中,船员在理性维权上还有待逐步加强。一是船员索要劳动报酬,呈群体性,本可合并处理,但实践中,各行其是的现象时有出现,人为增加诉讼成本;二是船员劳动报酬对提供劳务的船舶具有船舶优先权,但对应当通过扣押船舶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三是不少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本可直接在海事法院立案受理,但船员先申请劳动仲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四是船舶被扣押后,部分船员不愿意积极配合落实看管措施;五是在船东消极应诉时,船员虚报债权以及与船东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风险有所滋长。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船员索偿劳动工资,应尽量集中处理,推荐诉讼代表人,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二是通过扣押船舶或者参加债权登记,行使船舶优先权;三是在双方对用工事实没有争议,诉争内容不涉及到工伤索赔等仲裁前置事项时,可以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四是积极配合法院作好船舶扣押和看管工作;五是诚信维权,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杜绝虚报债权、虚假诉讼现象。

(四)加强物权保护意识,规范渔船登记捕捞

涉渔纠纷主要集中发生在渔船合伙和转让领域,既有老问题,如对合伙性质认识不一引起的退伙或散伙争议、柴油补助款争议,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三无船合伙协议的效力认定,渔船马力指标买卖,渔船买卖阴阳合同等。2012-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涉渔纠纷131件,收案标的总额合计2713万元。纠纷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股份频繁重组,合伙人众多,渔船登记与实际情况不符相当普遍;另一方面,渔民法律意识淡薄,合伙成立或入伙当时未签订协议,或者即使签订了协议也往往不够明确。合伙人对渔船及其马力指标是否享有份额,对合伙期间渔船及其马力指标涨跌如何分摊,退伙时合伙财产如何作价分割,柴油补助款如何分配等存在分歧,相关纠纷无不由此引发。审理实践认为,促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是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以三无船合伙捕捞以及渔船马力指标买卖,既为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所禁止,也与现行政策严重不符,属于打击整治对象,相应协议因违法而无效。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规定签订渔船买卖阴阳合同,不能举证双方另有约定的,原则上应以提交登记备案的合同为准。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渔船捕捞生产者自身层面。一是加强物权自我保护意识,依规进行渔船权属和股权登记。客观上一时难以做到登记与实际情形一一对应的,可以变通在有关部门或基层组织对渔船股份情况备案,从源头上减少渔船合伙纠纷的发生。二是规范渔船合伙经营模式,提高自我消化矛盾能力。使涉渔纠纷尽可能得以在渔业组织、渔区内部解决。三是加强合同和守约意识,先“小人”后“君子”而非弟兄变敌人基层政府或组织(包括渔业公司)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供格式协议文本供渔民使用,实行备案制度,提高渔民合同和守约意识。2.行政管理和服务、纠纷调处层面。一是要积极引导,建立规范化的长效管理服务机制;二是要依法、依约处理,逐步淡化不合理习惯的影响;三是要加强管理和服务,使各项渔业政策落实到位。

(五)强化资质审查管理,有效化解港口建设纠纷

港口建设纠纷主要涉及码头、船坞建造和航道疏浚等,虽总量不大,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2016年,温州法庭共受理港口工程建设纠纷13件,收案标的22315万元,另有为数不少以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作为案由立案的案件,实质上是港口工程建设纠纷的延伸。港口工程建设纠纷有以下特点:一是工程时间跨度长,合同标的额大,增加了事实认定的难度,尤其是工程量认定和工程款结算上,不得不频繁依赖造价、质量类司法鉴定。二是往往存在借用资质、挂靠承包和转包等问题,增加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也影响着合同效力的认定。三是对工程款优先权的范围认定以及合同效力对工程款优先权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存在争议。四是一些港口建设工程合同条款不明确,或者套用其他格式合同却不作相应调整,如出现当事人位于浙沪,工程在温州水域,合同却约定西安仲裁,因此引起案件管辖权上的较大争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港口建设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资质,不仅影响合同效力,更主要是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和安全,必须加以重视,加强审查管理。二是合同条款尽量明确具体,尤其是在套用格式合同场合,应注意根据港口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合同条款作相应调整,包括仲裁或管辖权条款。三是及时做好工程量、工程款的核对,尽量减少港口建设工程纠纷中造价司法鉴定频度。

结束语

面对“一带一路”新契机与使命,温州法庭将全面发挥海事审判基层哨所的优势,主动对接服务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加倍努力,切实提高专业素养和司法能力,再创新的业绩,也期望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温州法庭审判工作的新动态、新发展,共同创建高水平的海洋航运软环境。

附: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典型案例十则


案例1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西支行与沧州科达船务有限公司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1][1]

——海事审判中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适用

 

【案情摘要】沧州科达船务有限公司(简称科达公司)以润达116”轮作抵押,向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西支行(简称沧州银行)两次借款2450万元,并办理抵押登记。截止201662日止,科达公司结欠借款本金2450万元及利息2039729.99元。201667日,沧州银行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并扣押润达116”轮,要求拍卖或变卖该轮由其优先受偿。科达公司对上述事实与主张均无异议。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查认为,科达公司的两笔借款已届清偿期,借款润达116”轮作抵押担保,并已经抵押权登记。沧州银行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裁定对科达公司所有的润达116”轮准予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沧州银行对变价后所得款项优先受偿。裁定生效后,沧州银行申请执行。20161011日,润达116”轮以1698万元拍卖成交。

【典型意义】本案是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后,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的第一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明确了以下几问题:一是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属于海事海商纠纷的,由海事法院管辖;二是海事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三是船舶扣押与拍卖、债权登记与受偿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案例2

公振英等诉大卫舒尔特航运公司等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2][2]

——装卸工在运煤船密闭螺旋梯内死亡,船东负赔偿责任

 

【案情摘要】徐立水由某劳务公司派遣到温州状元岙国际码头有限公司(简称码头公司)工作。大卫舒尔特轮在温州港状元岙码头卸煤。20111122日上午6时许,徐立水被工友从大卫舒尔特轮第4舱澳大利亚梯内抬出,紧急送医后经医院确认死亡。徐立水遗属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155万余元。两被告(船舶所有人与经营人)辩称:码头公司已全额赔偿,遗属无权再索赔;事故系徐立水擅自打开澳大利亚梯人孔盖进入货舱所致。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对运输、装卸煤炭所涉及船舶、货物和人员安全做了特别规定,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大卫舒尔特轮未对与货舱相通的澳大利亚梯入口充分密封或加锁、予以警示或派人值守,应对徐立水死亡损失承担赔偿70%责任。徐立水进入当时并不在卸货作业的第4舱澳大利亚梯,自身有过错,可适当减轻船东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本案对明确以下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是码头公司雇佣的装卸工在船舶货舱内遭受人身损害,死者遗属对船东享有索赔权;二是国际海上人命安全技术性规则就散装煤船舶运输、装卸对船方和码头方责任和义务均作了特别规定,因此致人员损害的,按高度危险责任处理。

案例3

黄和根诉包双通等非法留置船舶损害责任纠纷案[3][3]

——已退伙的合伙人强行占有船舶构成非法留置

 

【案情摘要】浙苍渔0313”轮登记在黄和根名下,由黄和根与包双通、陈庆凉合伙经营。因合伙争议,包双通、陈庆凉起诉黄和根,明确表示退股。宁波海事法院判决合伙关系自20111019日起终止,渔船归黄和根所有,黄和根支付包双通、陈庆凉股份折价款及2010年度油补款。期间,包双通、陈庆凉将“浙苍渔0313”轮强行从苍南炎亭拖至舥艚以扣留。黄和根以包双通、陈庆凉非法侵占渔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连带赔偿损失。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包双通、陈庆凉起诉要求终止合伙关系、分割合伙财产,说明当时已明确表示退股。包双通、陈庆凉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强行拖走本由黄和根控制经营的渔轮,长期搁置舥艚港并造成损失,构成非法留置,系共同侵权,判决包双通、陈庆凉连带赔偿黄和根经济损失29余万元。

【典型意义】包双通、陈庆凉作为渔船合伙人和前案的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本可以申请法院扣押涉案渔船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执行,但其私自强行拖走渔船予以扣留,导致渔船长久失修,造成经营损失。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判决对包双通、陈庆凉自助行为的合法性作了否定评价,认定其扣留渔船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构成非法留置,应当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案例4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新实现

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等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4][4]

——不同法域多重登记船舶抵押权的法律效力

 

【案情摘要】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方集团)以建造中金银达22”轮为抵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本案第三人,简称乐清农行)借款(授信10500万元),在浙江海事局办理抵押权登记。船舶建造完毕后,被转让给新实现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系东方集团关联公司,简称新实现公司),并以新实现的船名在香港登记,但未注销建造中船舶登记。新实现公司以新实现轮作抵押向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瑞信银行)借款1800万美元,并在香港办理抵押权登记。2012年,乐清农行和瑞信银行先后在宁波海事法院和新加坡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行使船舶抵押权,并申请作为对方案件第三人交叉参加诉讼。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新实现轮悬挂香港旗,根据香港《商船(注册)条例》,瑞信银行抵押权有效。该轮建造期间在乐清农行抵押担保,并已登记,在建船舶抵押权有效。抵押权实现涉及船舶拍卖价款清偿顺序,适用法院地法确定。综上,判决瑞信银行对新实现轮享有船舶抵押权,自抵押权登记之日起得以对抗第三人,并有权从该轮拍卖价款中受偿。

【典型意义】如何认定不同法域多重登记船舶抵押权效力及受偿顺序,是近年海事审判的新问题。我国法律承认在建船舶抵押权。本案认定两个抵押权均有效,各自从登记之日起得以对抗第三人,并将船舶拍卖价款分配识别为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乐清农行优先于瑞信银行清偿,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指导性。

案例

芜湖海顺航运有限公司等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5][5]

——船舶触碰栈桥的保险责任分析

 

【案情摘要】国良298”轮由芜湖海顺航运有限公司、陈灵岳共有,该轮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沿海船舶一切险和附加四分之一碰撞、触碰责任险。保险条款除外责任规定,对桥的损失与费用不负责赔偿。2012819日,国良298”轮触碰飞云江特大桥栈桥,造成该轮船体和栈桥损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支付船壳险理赔款后,拒绝理赔栈桥损失。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列明触碰责任承保范围为船舶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船舶触碰栈桥属于承保范围;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已明确说明除外责任中包括栈桥,本案不构成除外责任。

【典型意义】本案在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颇具典型性。栈桥,形也似,但是否属于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中的,实务中却不无疑问。本案判决从正反两方面作了阐释:一方面,条款列明的承保范围,概括列举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船舶触碰栈桥,系在可航水域触碰港口设施,属约定承保范围。另一方面,除外责任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栈桥既难形成内心确信,保险人也未举证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对有关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说明,不适用除外责任。

案例6

徐忠明诉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案[6][6]

——无效码头建造合同工程款优先权的认定

 

【案情摘要】舟山市海军华东工程建设局(本案第三人,简称华东工程局)与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简称中欧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为中欧公司承建7万吨级码头,但工程实际由徐忠明承包并组织施工。因批文和施工图变更,徐忠明又与中欧公司签订了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施工合同。后中欧公司资金陷入困难,通知暂停施工。中欧公司已陆续支付工程款1240余万元,尚欠码头和船台工程款各600多万元和300多万元。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徐忠明系实际承包人,与中欧公司之间构成码头建造合同关系。徐忠明系个人,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而借用华东工程局名义承包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施工合同因中欧公司资金原因而终止履行,徐忠明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工程款本金部分就涉案已完工的码头和船台各自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优先受偿。

【典型意义】当事人借用资质承包码头建造工程,并不少见,由此引来两个常见的法律争议:合同效力和工程款优先权。本案典型意义在于:1.码头、船台建造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无资质而借用其他企业施工资质,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工程因发包人单方原因终止履行的,承包人可以请求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部分的工程款。2.码头、船台施工合同无效,工程因发包人单方原因终止履行的,不影响工程款优先权的认定。

案例7

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海事担保合同纠纷案[7][7]

——附生效条件海事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

 

【案情摘要】20111127日,浙江鸿嘉海运有限公司(简称鸿嘉公司)的鸿嘉19”轮触碰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造成1号防撞墩整体倒塌沉没。船舶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简称温岭人保)向温州市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大桥管理人,简称高速公司)出具金额100万元担保函。后,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桥所有人,简称交投公司)起诉鸿嘉公司,法院判决鸿嘉公司赔偿损失170余万元,后发现鸿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交投公司和高速公司遂起诉要求温岭人保履行担保责任。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交投公司与温岭人保之间成立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本院生效判决已确定鸿嘉公司应赔偿交投公司船舶触碰损失170余万元,温岭人保理应依照担保函约定在担保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当事人诉讼外为船舶免受扣押或滞留而提供的担保函性质和效力认定问题,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温岭人保为鸿嘉公司出具担保函,保证执行就上述纠纷做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中确定的,应由鸿嘉19’轮船东承担的对上述案件的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温岭人保抗辩,其履行担保责任以赔偿属于保险责任为条件。判决认定,涉案保函具有保证性质,所附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的条件对交投公司不生效。但同时也提醒有关方,诉讼外接受释放船舶担保函时,对类似问题尤其要引起注意,审慎审查。

案例8

温州华顺船务有限公司与胡志兴等船舶共有纠纷案[8][8]

——调判结合,妥善化解数船连环纠纷

 

【案情摘要】徐松华、赵顺和分别系温州华顺船务有限公司(简称华顺公司)股东,胡志兴系多家船厂法定代表人。2010年,上述三人牵头与其他多名股东共同投资,在胡志兴控制的船厂建造15万吨级散货轮和35500吨级油轮,每名股东后面跟着人数不等的许多小股东。2013年初,散货轮和2艘油轮建造完毕后登记在华顺公司名下经营,另1艘油轮尚未建造完毕,散货轮向融资租赁公司融资1.23亿元,3艘油轮欠物料供应款千余万元。20144月份起,各方当事人围绕该4艘船舶合伙建造和经营、营运垫付款、船舶交付、物料欠款等争议在宁波海事法院提起十多起诉讼,华顺公司要求胡志兴支付垫付款,而胡志兴则坚持要求退出合伙。

【调判情况】期间,各方当事人对账不下10次,并多次委托船价、账目评估和审计,鉴定费近40万元。在近2年半的时间里,调解次数难以计算,均未能完全谈妥,部分案件以判决结案。在法院的释明和努力下,各方均意识到纠纷的复杂性,始终未放弃调解息讼的念头。201678日,涉案纠纷最终达成和解:徐松华、赵顺和、胡志兴三人先筹集资金,完成最后1艘油轮建造和过户,胡志兴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华顺公司,各方债权债务进行冲抵,差额部分结算后定期支付。

【典型意义】涉案纠纷是在造船、航运长久低迷,船价大幅缩水的背景下处理的,错综复杂,难解难分,虽历经2年多,但最终和解解决,社会效果非常好。一是避免了各方围绕4艘船再发纠纷,有效阻止了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是胡志兴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华顺公司,可以专心从事其他产业,而华顺公司作为温州辖区最大的民营船企,也得以顺利壮大发展。

案例9

温益华诉钱永泉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9][9]

——对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认定

 

【案情摘要】浙龙渔66001”轮系登记为温益华所有的一艘主机总功率为8.82千瓦的木质小渔船。20159月,温益华因脚部受伤后一直未出海,小渔船也停止作业,部分船身已没入水中。同年123日,钱永泉在同村村民黄某陪同下在温益华家中协商达成渔船转让协议,转让费1万元。船、证已交付,钱永泉也付清了款项,但未办理过户。温益华起诉要求撤销合同。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渔船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温益华请求撤销合同,其主张的交易对方存在欺诈及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均不足以认定。但对照合同签订时渔船拆解补助标准,渔船转让价1万元严重偏低,可认定为当事人对渔船价值存在重大误解,依温益华要求,酌情变更为5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双方所在地区,因围垦等原因大量渔民将减船转产,因此引起的纠纷已时有发生。本案尽管标的不大,但裁判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一是维护合同效力,崇尚守信原则。因政策等原因,导致船价剧烈波动,但合同能否撤销,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去认定,而且必须依合同订立时的情形去认定,尽量维护合同效力。二是酌情调整价款,公开自由裁量。本案依重大误解对渔船交易价款酌情进行调整,并就重大误解的认定和酌情调整所考虑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充分阐述。

案例10

周红斌与钦州市桂钦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10][10]

——船公司破产重整,扣押船舶保管费用的处理

 

【案情摘要】宁波海事法院在执行周红斌与钦州市桂钦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桂钦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裁定拍卖桂钦公司的盛安达68”轮。此前,该轮已被扣押并由第三方看管。期间,钦州中院受理桂钦公司重整,管理人要求中止执行,移交船舶,但未结清船舶看管费用。宁波海事法院恢复对盛安达68”轮的拍卖,管理人提出执行异议。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查认为,盛安达68”轮扣押期间产生的保管费用,属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应依据企业破产法规定以桂钦公司财产随时清偿。管理人申请解除扣押船舶,但不清偿先前发生的船舶看管费用,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异议。桂钦公司不服,申请复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桂钦公司未先行解决船舶看管费用,也不提供担保,基于所有债权人及债务人各方利益考虑,船舶应及时变现,尽快处置,裁定驳回复议申请。

【典型意义】海事诉讼与破产程序存在诸多冲突。本案明确了一个实务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地方法院受理破产或重整前扣押的船舶,在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财产保全之前,已经发生的船舶保管费用系破产共益债务,应先行结算支付;既不结算支付,也不提供担保的,可以先行将船舶处置变现,避免船舶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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