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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审判情况报告
新闻来源:   发布人:宁波海事法院   点击率:1508   发布日期:2017.07.11

20121201612月)

 

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正式设立于2007年,至今恰有十载,其前身为2006年宁波海事法院在台州设立的巡回法庭。台州法庭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受理、裁判和执行在台州地域发生的各类一审海事海商案件。台州法庭成立至今,始终秉承立足当地服务大局的工作理念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办案原则,廉洁奉公,尽职尽责,能动司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克服了案多人少这一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依法妥善处理了一大批海事海商案件,为推进浙江海洋强省战略,保障涉海群众民生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报告选取台州法庭近五年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的基本情况作为素材,在简要介绍台州法庭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概况的基础上,就发现的主要社会问题简析成因,并结合典型案例尝试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期有益于台州海洋经济发展与社会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

一、近五年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概况

2012-2016年间,台州法庭共受理各类案件4234件,年均收案846.8件,案件数量近两年有大幅增长,增幅逾220%,详见图一。

(一)海事审判工作概况

五年来,台州法庭共受理各类诉讼案件3027件,其中一审海事海商案件2101件,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案件926件。收案标的总额逾42亿元;审结各类案件3038件,人均结案约120件,结案标的总额逾35亿元,同期结案率约100.36%,在审判质量与效果方面,五年间判决案件上诉累计154件,平均每年30.8件,上诉率约为14%,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13件,占比约8.44%,申诉案件3件,申诉案件瑕疵率为0,审判质量与效果总体良好,尤其是2016年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为0,达到了历年最好水平。

1.案件类型分析

根据案件的不同特征,台州法庭所受理的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主要有四大类型:(1)船员权益类纠纷(占比约40%),主要有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海上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宣告船员失踪或死亡案件虽不直接涉及经济赔偿,但也可归于此类。(2)船舶或船舶物料、备品买卖或权属类纠纷(占比约25%),包括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船舶共有纠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和船舶物料备品供应合同纠纷等。(3)船舶金融类纠纷(占比约4%),包括船舶抵押合同纠纷、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和船舶保险合同纠纷等。(4)航运服务类纠纷(占比约3%),包括海上及通海水域运输合同纠纷、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以及定期租船合同纠纷等。

上述案件类型分布,与台州市海洋经济的特点相吻合。台州市有较为强大的水上运力,有为数可观的造船厂,还有数量众多的渔业船舶,银行融资和民间资本在航运业、造船业和渔业中都非常活跃。同时,台州市缺乏远洋港口和国际航线,货物出口大多取道宁波港,远洋物流业不发达。台州涉海经济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法庭受理的海事海商案件主要以上述四大类型为主,而与国际远洋运输有关的海事海商纠纷,包括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为数很少。

2.大标的案件分析

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集中在船舶建造、买卖、融资租赁等传统的资金密集领域,标的额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集中在船舶营运借款、船舶共有、船舶抵押等领域,其他案件多为100万元以下的小标的额案件。

3.结案方式分析

在审结的3038件案件中,判决1103件,占比约36.31%;调解311件,占比约10.24%;裁定准予撤诉或按撤诉处理274件,占比约9.02%;裁定不予受理、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53件,占比约1.74%;裁定移送管辖12件,占比约0.39%;裁定准予登记或确认海事债权等其他方式结案1285件,占比约42.3%。从上述结案方式的构成上不难看出,判决仍然是海事海商案件最主要的结案方式,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无法调解。如2015年以来,台州法庭受理以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为被告的各类案件200余件,皆因港泰公司倒闭、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而不得不公告送达并判决。

(二)海事执行工作概况

五年间,台州法庭受理各类执行案件共计1207件,增长趋势与海事纠纷增长趋势保持同步,收案数量从2012-2014年间平均每年130多件,增至2015年的327件和2016年的475件。共执结案件1213件,同期结案率约100.5%

在执行工作中,台州法庭努力克服案多人少、物质保障相对落后、管辖地域广阔、被执行人及其可执行财产查找与处置难度增大等诸多不利条件,在上级机关和各兄弟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循序渐进、有理有节地开展各项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近五年来,台州法庭在执行工作中成功拍(变)卖船舶数量达到38艘(参见图二),成交金额近6亿元,成功执结大批案件,特别是数百件船员工资案件在拍卖船舶后基本足额受偿,极大地缓和了执行难的不利局面,保障了民生,防止了群体性讨薪事件的发生,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法庭自20148月在全国首次尝试以网络拍卖方式处置被扣船舶,成功拍卖了太平山69”散货船。此举被人民法院报、中国船舶报、人民网、央广新闻、浙江法制报和宁波日报等3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或转发,受到上级法院和全国海事司法同行的高度关注。取得成功先例后,台州法庭大力推行船舶和其他财产的网络拍卖,至2016年实现了司法拍卖财产全部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三)主要工作举措和亮点

1.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办案质效。五年来,台州法庭充分依托全院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成果,积极创新工作机制,改进传统工作方式,克服案多人少矛盾,通过合理分工、灵活分案、加强大要案管理、审判质效动态监管和新老法官传、帮、带等多项务实举措,充分发掘全庭审判业务潜能,在网上立案、庭审记录无纸化、审判团队组建、诉调衔接、点对点查控、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网络司法拍卖等诸多方面紧跟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步伐,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创新推动全庭办案质效的提升,成效显著。20142016年,台州法庭连续三年获评宁波海事法院先进集体或立功部门。

2. 践行阳光司法,夯实司法公信。五年来,台州法庭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回应社会关切,多措并举推进阳光司法,司法公开的规模和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仅上网公开所有案件的办案节点信息和近600份生效裁判文书,还努力通过庭审直播、公众开放日等多种途径拓展司法公开的覆盖面和社会效果,营造公开、透明的良好司法环境,夯实司法公信。

3. 关注民生保障,维护社会和谐。涉海民生类案件是台州法庭历年受理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最为典型。此类案件的标的额普遍不高,但关系民生,社会影响广泛。法庭始终秉承立足当地服务大局的工作理念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办案原则,在办案过程中调判结合,优先处置,五年来妥善处理了一大批民生诉求迫切、社会关注度高的涉海民生类案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安定。

4. 重视对外联动,凝聚法治合力。司法是社会综合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工作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党政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台州法庭始终高度重视与党委、政府、公安、海事、渔业、边检、银行等相关单位以及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的业务联系,在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中积极开展对外联动,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进程,通过凝聚法治合力破解工作疑难,助推国家法治建设进程。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一)挂靠现象突出,潜在风险较大

台州造船业和航运业历史悠久,经过多年发展与积淀,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然而,在诸多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挂靠造船或挂靠经营船舶现象在当地十分普遍且长期存续。在法庭近五年受理的全部64件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件中,约半数案件存在个人或个人合伙挂靠正规造船企业承建船舶的情况,直观地反映出挂靠现象本身潜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这一高风险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制发的关于行业准入方面的限制性规定[1][1],也时刻影响着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安定,兼具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挂靠现象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

1. 有碍于实务合同的主体识别与履行。挂靠条件下,实务合同的订立主体往往多种多样,而合同相对人对挂靠关系双方的内部约定往往无从知晓,更难以产生内心确信,给合同主体的识别与合同的履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各当事方尤其是合同相对人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法律风险。若其中涉及隐名代理或表见代理等不确定因素,情况将更为复杂。

2. 合同履行的质量与进度难以得到保证,有损行业声誉。挂靠造船或经营船舶的个人或个人合伙通常不具备正规造船企业或航运企业的资质条件,被挂靠企业通常也不会实质参与船舶建造或运营,故挂靠方履行合同的行为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单方信用与自觉,其履行合同项下义务的质量与进度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得到可靠保障,这不仅给合同相对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对外也影响当地造船业或航运业的声誉。

3. 被挂靠企业时刻面临涉诉或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在挂靠条件下,向挂靠方出借自身名义、资质等的正规造船或航运企业因挂靠方的不当行为而单独或共同涉诉甚至最终成为责任主体的情况在海事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这不仅取决于被挂靠企业是否实际参与了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也取决于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挂靠信息的披露情况以及诉权人自身的利益主张。除此之外,被挂靠企业还面临着因向挂靠方违规出借自身的名义与资质等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的风险。在被挂靠企业通过容许挂靠行为所能获取的造船场地租金、挂靠管理费或服务费等物质利益的背后,其所背负的潜在风险与后果值得关注和反思。

4. 民间集资建造或经营船舶现象泛滥,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造船业和航运业都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巨大,持续周期长,需要充足而稳定的资金供给。在挂靠条件下,挂靠方多为个人或个人合伙,所需业务资金大多来源于多层级的民间集资,即下一层级集资人将其汇集的民间资金逐级交与上一层级集资人,由最终的集资人作为挂靠方出资建造或经营船舶。这种民间多层级集资的融资模式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巨额的民间资本用于船舶建造或经营,但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利益主体众多,社会覆盖面广,发生多方利益纠纷进而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大规模的民生损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潜在风险较高。法庭历年审理的涉及民间多层级集资建造或经营船舶的海事海商案件数量十分可观,甚至超过了普通的船舶建造或经营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且案件诉因不一,当事人及其潜在的利害关系人数量众多,地域、行业分布广泛,利益冲突激烈,讼争标的额普遍较高,社会影响较大。

挂靠现象的广泛出现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造船及航运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相对突出的战略意义和特殊地位,使得国家或地方对该产业部门设置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对其从业者实行较为严格的行政审批与督查制度,限制或禁止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涉足;行业准入制度在规范或监管上存在漏洞,使从业者与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业外单位或个人能够利用该漏洞突破行业准入门槛的制约,共同实施挂靠行为;挂靠经营由来已久,虽然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船舶从建造到经营,均需如实申报造船人、所有人、经营人等相关当事人信息,但挂靠现象仍普遍存在,而在业界不会受到道义上的非难,甚至在业内已形成潜规则。挂靠本质上是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脱法行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备与执法机制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为挂靠现象的滋生和泛化提供了空间。

(二)涉海民生类案件多发,民生保障压力较大

在法庭历年受理的海事审判案件中,以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为代表的涉海民生类案件始终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是法庭海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此类案件的多发,一方面起因于海上生产作业的特殊风险与从业条件,另一方面也与当前涉海民生保障机制不完善,有效救济渠道相对单一等不无关系。无论是被拖欠的船员工资还是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事故中受害方或其家属的索赔款,均直接关系到船员及其家属的日常生产生活,理当多措并举,给予优先、全面、有效的保护。囿于篇幅,本报告着重就法庭审理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以及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这几类典型的涉海民生类案件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作以简要介绍:

1.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船员劳务合同的形式、船舶优先权的行使与社会协作三个方面。就船员劳务合同的形式而言,口头协议占绝对比重,书面合同很少出现,其中不少合同文本系由劳务中介机构居间起草,条款简陋且内容模糊,难以准确界定船员与用工单位各自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存在法律风险,而在无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口头协议的法律风险显然更高。究其成因,应与船员或用工单位法律意识特别是合同意识不强、船员劳务中介服务规范化水平不高密切相关。海事司法实践中,船员与用工单位因未订立明确、具体的书面船员劳务合同而发生职责范围、薪酬标准等方面争议的情形屡见不鲜,直观地反映了订立书面船员劳务合同的重要性。立法上,我国《劳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和《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均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一份船员劳务合同不论在法律性质上是否属于劳动合同的范畴,从明确权利义务和降低法律风险的意义上讲,其订立当采书面形式为宜。

就船舶优先权的行使而言,根据我国《海商法》和20153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2][2],享有船舶优先权的船员应当自船舶优先权产生之日起一年内或在船舶优先权催告期间届满前申请海事法院扣押当事船舶,以延续其船舶优先权,并在船舶不宜长时间扣押等特殊情况下申请海事法院拍卖当事船舶,以实现其船舶优先权。在历年审理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船员要求给付劳务工资是最常见的诉求内容,而主动主张和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情形比较少见,甚至存在不少船员起诉时已超过船舶优先权一年存续期间而从未通过申请海事法院扣押当事船舶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情况,导致船舶优先权消灭和受偿困难。种种现象表明,广大船员自身的海事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特别是优先权意识还有待提高,海事法制宣传和普及工作还有待加强。

就社会协作而言,目前处理船员劳务纠纷的社会协作机制尚不完备,包括纠纷处理分流机制、船员工资垫付和追偿机制、快速调处机制等,故未能形成有效保障船员合法权益的社会合力。对此,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不妨尝试构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海事司法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打造船员维权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方便广大船员维权。

2. 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以及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

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从业者水上安全生产意识普遍不强或实务技能不足,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存在疏漏,实时救济机制缺位;二是人身保险的风险保障与损害补偿功能发挥不到位,参与度和透明度不高,保险赔付普遍滞后于法院裁判,导致相关纠纷大量涉讼,影响社会安定。

就前者而言,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伤亡事件的发生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与从业者自身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实务技能不足以及水上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存在疏漏不无关系,不少受害者在事发前甚至未持有正规的船员培训合格证或出海船民证等船员证书。此外,上述事件发生后缺乏便捷高效的实时救济机制也是导致此类案件多发的重要因素。

就后者而言,不妨以渔业互保为例。在法庭历年受理的数量庞大的当地渔船船员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承保渔船船员人身保险的当地渔业互保机构对发生人身伤亡的渔船船员或其近亲属鲜有预先赔付和直接赔付的情况,通常情况是待船方实际赔付后再由船方持船员病历、医疗费票据等原始医疗资料向当地渔业互保机构申请理赔。若船方不同意赔付,发生人身伤亡的渔船船员或其近亲属往往只能寻求公力救济,难以直接从渔业互保机构获取事故赔偿款。根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新近发布的《渔民人身平安互助保险条款》(2017版),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是意外事故人身伤亡保险金的给付请求人,在及时履行了事故通知和协助事故调查的义务后有权以自己名义申请保险理赔。这一规定承继了该协会以往同类保险条款的相关内容,明显有利于及时保障受害方权益。而上述情况不仅与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互助保险条款的内容与做法不符,实践中也无益于广大受害船员及其家属的权益保障,有必要加以改进。

(三)当事人闹访、抗法现象较为突出

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中,个别案件的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因法律意识淡薄,或采取不正当手段维权,或意图谋求非法利益,有的已构成抗拒执法,这种现象在扣押、拍卖船舶中尤为突出。例如,在申请执行人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浙江某海运有限公司、梁某某海事海商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台州法庭在台州玉环大麦屿港依法扣押了勤丰3”轮,准备将该轮依法交还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此也并无异议。但在组织交船时,船员们在几名高级船员的带头下,以数月工资未领为由,要求法院发放工资,否则拒绝交出船舶。相持数日,多次解释劝说无果后,台州法庭拟采取强制制裁措施,船员们这才碍于法律的强大威慑,交出船舶。对这批船员的讨薪案件,法庭依法进行审理后,予以了充分保护。又如,台州法庭依法扣押了停靠在台州市三门县某船厂码头的港泰2”轮后,即多次告知船厂该轮将进入拍卖程序,为减少损失和费用,拟移泊该轮,船厂的相关修理和停靠费用可依法提起诉讼,经审理确认后可从船舶拍卖款中分配。但船厂提起诉讼的同时却拒不交出船舶,直至两个月后船舶拍卖成交需移交给买受人时,仍拒不交船,且态度非常强横。台州法庭不得已拟采取强制制裁措施,船厂才同意放船。

(四)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情况多发,执行难问题突出

受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失信成本偏低等因素影响,债务人或在无力清偿债务一躲了之,或虽有清偿能力,但通过潜藏、隐匿或转移名下财产等方式恶意逃避债务、躲避执行的情况较为普遍,严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执行难问题突出且长期存在,成为损害司法权威与公信的一大顽疾。近五年来,台州法庭努力克服案多人少这一长期困难,在物质保障相对匮乏、执行地域愈加广泛、被执行人及其可执行财产查找与处置难度增大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充分依托日益成熟的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网络司法拍卖机制和信用信息数据库等平台,灵活运用多种执行手段与司法强制措施,注重加强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协调合作,全面、实时查控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并在第一时间依法进行处置,对个别恶意逃废债务、无理闹访、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禁止离境、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处置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法庭执行工作的执行难问题,有力地捍卫了法律威严与司法权威,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对策建议

针对台州法庭近五年海事审判与执行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结合当地客观实际,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对本地区造船业、航运业的监管与引导,重点清理挂靠造船、挂靠经营船舶或类似不规范行为,整饬行业秩序。挂靠是一柄双刃剑,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行业规模的拓展,但它极易诱发行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扰乱行业发展与监管秩序,并且混淆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主体责任,引发多方利益纠纷,损害民生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商业诚信的树立,从而极大影响行业经营质量的提升。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挂靠,切实加大对造船、航运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从严治理和惩处各类挂靠行为,维护行业秩序;广大造船、航运企业自身也应提高对挂靠行为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的认知,自觉抵制各类挂靠行为,共同营造法治、和谐、文明的行业氛围。

2. 完善涉海民生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广大船员或渔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受害船员或渔民维权绿色通道,强化司法行政部门、海洋海事执法部门、基层综治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劳动仲裁机构和渔业互保机构对保障船员或渔民维权的职能作用,同时尝试组建专业性强、程序简便的海事调解组织和海事仲裁机构,加强诉调、诉裁衔接,最大限度方便受害船员或渔民维权。加强海事法制知识宣传与普及,提高广大船员和渔民法律认知与维权意识的水平。加强对船员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法律培训与规范化监管,提高船员中介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与法治化水平,降低船员从业风险。

3. 加强海上或通海水域生产作业安全监管和从业技能培训,普及水上安全生产作业法律法规常识,从源头上防控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伤亡事件的发生。尝试因地制宜,合力构建地方政府、海事或渔业主管部门、渔业互保协会、保险公司、银行和相关社会团体等多方参与、便捷高效的水上人身伤亡实时救济机制,最大程度缓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消减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

4. 深入推进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多方协同,合力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违法失信行为的社会成本。在现阶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的框架内,立足海洋经济发展与涉海民生保障的客观需要,在政策、物力、人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海事执行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以上带下、安保联动等方式凝聚惩治失信、弘扬诚信的社会合力,协力落实好最高人民法院20163月以来就基本解决执行难出台的多项重要司法解释,有效破解执行难,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附: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典型案例五则

案例1

项心极诉徐志伟、浙江久弘石油运输有限公司等

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3][3]

 

【案情摘要】被告浙江海洋石化运输有限公司(简称海洋公司,后原告项心极申请撤回对其起诉)、被告徐志伟作为甲方、案外人金远公司、原告项心极作为乙方签订《船舶建造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为甲方建造一艘4000吨级CCS成品油船,固定造价为人民币1968万元;建造期为开工令开始10个月,交船期为11个月,等等。之后,海洋公司、徐志伟、项心极又签订《关于4000吨成品油船建造合同的补充协议》一份,明确海洋公司与徐志伟属于挂靠关系,对于船舶在建造中的质量、安全、资金、债权债务等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徐志伟、项心极负责,与海洋公司无关。涉案船舶由项心极租用海丰船厂船台建造,建造过程中因建造项目发生增改,徐志伟与项心极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原合同的船舶造价1968万元变更为2200万元(其中包括船东方要求的改装费用、安装费用、材料费用等全部费用)。涉案船舶建造过程中,徐志伟向项心极陆续支付了船舶建造款660万元,后根据项心极提出的增改项目等补偿要求又陆续支付船舶建造款239.05万元,以及包括船舶设计费5万元在内的垫付费用合计122454元。涉案船舶建成后,船舶所有权登记为海洋公司占51%份额、被告浙江久弘石油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久弘公司)占49%份额。后因油船运力指标挂靠等问题,徐志伟将涉案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为久弘公司所有。因部分船舶建造款等款项未获偿付,项心极诉至法庭,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船舶建造款、增改款项及船舶建造工期延长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合计1300余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徐志伟以项心极延期交船等为由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项心极支付延期交船违约金及其垫付的船舶设计费等款项合计300余万元。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对项心极和徐志伟在本诉和反诉中主张的各项费用进行了逐项细致的审查,并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徐志伟支付项心极船舶建造余款、增加的船舶建造款及上述款项的利息共约1100万元,久弘公司(涉案船舶登记所有权人暨财产保全共同担保人)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项心极向徐志伟支付违约金1010000元及垫付款122454元;驳回双方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徐志伟、久弘公司提起上诉,并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交了总金额190万元的涉案船舶建造款支付凭证等新证据。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上述新证据予以采信,在此基础上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徐志伟已付造船款的数额作了相应更正,对其余判决内容均予以维持。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挂靠造船引发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件,案情较为复杂,当事人矛盾深,争议焦点多,审理难度较大。就挂靠而言,本案中至少存在两类挂靠关系:一是项心极与海丰船厂之间的挂靠造船关系,挂靠方式为船台租用;二是徐志伟与海洋公司、久弘公司之间的挂靠经营船舶关系,挂靠方式为船舶所有权登记。不论哪一类挂靠关系,其潜在风险在本案中均得到了较为直观和充分的展现。就挂靠造船关系而言,因被挂靠单位海丰船厂仅依约向涉案船舶建造主体项心极提供名义与场地,并未实质参与船舶建造,加之涉案船舶建造过程中建造项目进行了较大增改,这种局面不仅导致涉案船舶建造的质量与进度难以得到可靠保障,也可能出现因海丰船厂方面的原因造成船舶检验、交接、办证等手续无法及时完成的情况,对各当事方而言均有较大风险。就挂靠经营船舶关系而言,挂靠关系双方通常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上具有共同利益,在诉讼场合往往会成为共同的责任主体,本案中尽管未出现前文述及的被挂靠单位单方以船舶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办理船舶抵押贷款手续并占用贷款的情况,但因久弘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不仅是涉案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也是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条件下徐志伟的共同担保人,最终只能对欠付造船款等款项与徐志伟共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就是最好的例证。挂靠作为一种脱法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其负面效应明显,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规制。

案例2

周青喜诉朱金华、台州市椒江浦东海洋渔业公司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4][4]

 

【案情摘要】被告朱金华为浙椒渔78052”渔船所有权人,原告周青喜受雇于朱金华在该渔船上从事捕鱼作业。2013916日,周青喜在从事捕鱼拉绳作业时,被拖绳拖住坠入水中并遭拖绳绞伤双下肢。周青喜受伤后,随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62天。2014228日,经台州市博爱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周青喜因双下肢毁损的误工期限及护理期限至定残前一日。2014630日,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受本院委托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周青喜构成三级伤残,双下肢截肢后目前属二级护理依赖、双下肢安装假肢后属三级护理依赖。本案第二次庭审后,朱金华预交假肢费用12万元,周青喜于2014925日配置大小腿假肢(合计价款107000元)。本次事故给周青喜造成了总计148万余元的经济损失,扣减朱金华已支付给周青喜的263473.60元(含假肢费用12万元),尚余赔偿款1218418.38元未付。为此,周青喜诉至法庭,后撤回对被告台州市椒江浦东海洋渔业公司的起诉。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原告周青喜受雇于被告朱金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朱金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周青喜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因伤致残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等合理损失,朱金华应当予以赔偿,判令朱金华一次性支付周青喜赔偿款1218418.38元,驳回周青喜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朱金华提起上诉,后因未及时交纳上诉费用,二审法院依法按朱金华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渔船船员在海上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人身损害事故所引发的赔偿纠纷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但受伤船员伤情较重,诉讼标的额较高,当事人对抗情绪明显,且案件审理还涉及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原告配置假肢的合理价格、维护费用与使用年限等专业问题,调解难度较大,最终以判决方式结案,但本案客观上并非不可能调解。对于此类标的额较高但案情相对简单的海上或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地方行政调解或人民调解无论在地缘、人缘、程序、经济负担还是社会效果等方面都要明显优于诉讼,建立和完善诉调衔接机制的初衷也在于此。希望今后在涉海民生类案件的处理上,诉调衔接机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民生。

案例3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勤丰海运有限公司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两案[5][5]

 

【案情摘要】20115月和9月,原告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融公司)先后与被告浙江勤丰海运有限公司(简称勤丰海运公司)、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简称勤丰船业公司)、江苏勤丰船业有限公司、梁茶清签订了金融租赁合同两份,约定华融公司根据勤丰海运公司的选择定造船舶,并融资租赁给勤丰海运公司,其余三被告为勤丰海运公司的履约行为向华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签约当日,华融公司与勤丰船业公司另行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了船舶建造事宜。20129月,涉案两艘船舶建成并交付勤丰海运公司。船舶租赁期间,勤丰海运公司在按期支付部分租金后出现延迟支付租金的情况,华融公司催讨无果,遂诉至台州法庭,请求判令勤丰海运公司立即支付涉案两艘船舶全部未付租金、逾期付款违约金、名义货价和律师费,其余三被告为勤丰海运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两案诉讼标的总额逾2.46亿元。

【调处情况】20131028日,两案双方当事人经法庭主持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方面共同确认了已到期租金、逾期利息和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并约定了还款方式,另一方面对后期租金的支付方式作了具体调整,并约定了涉案船舶所有权转移、违约责任和连带责任保证等相关事项。至此,两案以调解方式圆满结案。

【典型意义】船舶融资租赁具有大标的、长周期、高风险等特点。上述两起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在这一领域颇具代表性,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集中反映了船舶融资租赁的基本特点,也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优势和意义。两案当事人较多,权利义务繁杂,诉讼标的金额巨大,还款时间跨度长,调解协议的达成不仅使得案件得以顺利处理,也极大的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两案后来虽然仍进入了执行程序,但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仍基本坚持了以协商为主的处理路径,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4

施金龙等十八名船员诉浙江康海海运有限公司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6][6]

 

【案情摘要】涉案新康海17”轮系被告浙江康海海运有限公司(简称康海公司)所有。原告施金龙等十八名船员受康海公司聘用到新康海17”轮上任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后因康海公司经营不善,数月船员工资未能按时发放。20141015日,新康海17”轮在另案中被本院依法裁定扣押,施金龙等十八名船员知悉后共同向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康海公司立即支付其船员工资及相应利息,并确认其就上述请求对新康海1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应确认有效。原告受聘到被告康海公司所有的新康海17”轮,被告理应支付工资,拖欠不付,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责任。据此,在18件案件的一审判决中都支持了十八名船员各自提出的船员工资及利息的给付请求以及自债权产生之日至主张权利之日未满一年的船舶优先权主张,驳回了个别船员提出的所谓加班工资的给付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州地区近五年来发生的与涉困或倒闭船企有关的船员劳务纠纷案件大幅增长,上述系列案发生的背景也是如此,其审理过程集中反映了船员维权的两大问题,即加班工资和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就加班工资而言,由于船员职业的特殊性和工作时间的不确定,其薪酬标准通常会涵盖标准工时制之下额外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船员不宜单纯以《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向用工单位主张所谓加班工资,除非双方在劳务合同中对此作了明确约定,或者船员实际在船工作时间明显超出了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之下的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就船舶优先权的行使而言,船员就其未获偿付的船员工资应当自债权产生之日起一年内(最迟自船员解职离船之日起算)通过向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当事船舶行使其船舶优先权,因上述一年期间为法定不变期间且不受当事船舶有无被他人申请扣押的影响,逾期将确定地产生船舶优先权消灭的法律后果,需要广大船员注意。

案例5

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连锁案

 

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简称港泰公司)曾是台州地区一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海运企业,三友控股集团海运有限公司(简称三友海运公司)和上海鸿盛港泰海运有限公司(简称鸿盛港泰公司)是其关联企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港泰公司经营状况开始恶化,至2015年,港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某全家突然失联,全国各地的办事处一夜关闭,旗下或代管的9艘船舶被弃于台州温岭、玉环、椒江等海面,部分船上还载有运往南方港口的货物。这不仅导致大量货主赴台州市政府、边防、台州法庭等单位要求处理问题,还导致与该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三友海运公司、鸿盛港泰公司有关的大量海事海商案件诉至台州法庭,时间高度集中,给法庭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经初步统计,2015-2016年间法庭受理的涉及上述三家海运企业的海事审判与执行案件总数逾600件,其中海事审判案件逾400件,形式上以系列案或连锁案为主且类型众多,涵盖船员劳务合同纠纷、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船舶抵押合同纠纷、船舶修理合同纠纷、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船舶共有纠纷、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等诸多案由。在上述系列案或连锁案中,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涉及港泰公司或其关联企业三友海运公司、鸿盛港泰公司名下7艘万吨级船舶,讨薪船员逾两百人,诉讼标的总额800余万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面对大量涌入的系列案或连锁案,法庭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通过灵活分案、集体讨论、集中开庭、实地送达等手段尽力做好案件审理工作,通过点对点查控、船舶网络拍卖、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上报等手段尽力做好案件执行工作,兼顾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目前,港泰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三友海运公司、鸿盛港泰公司所涉系列案和连锁案均已妥善处理完毕,至今未发生涉诉信访或群体性事件,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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