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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双燕诉王剑铭等光船租赁合同纠纷案
文字显示:      发布时间:2018-01-17
   

——强行性规定的类型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姚雪锋 杨世民

 

【裁判要点】

光船租赁合同,不因租赁船舶未取得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无效,但租赁船舶未取得检验证书的,则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

【案件索引】

一审: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1212号(2017年2月23日)

 

Kong Shuangyan v. Wang Jianmin.etc

Yao Xuefeng Yang Shimin

Key Points of Adjudication

A bareboat charter will not be valid where the chartered vessel has not acquired the certificate of registry, but will be invalid where the chartered vessel has not acquired the 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in light of infringement on public interest.

Related Case

First instance: Ningbo Maritime Court(2016)Zhe Min Chu No.1212(February 23, 2017)

 

【基本案情】

原告:孔双燕。

被告:舟山市普陀民欣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简称民欣公司)。

被告:王剑铭。

2014年5月10日,被告民欣公司与孔双燕签订船舶租赁协议,约定:租赁物为“航疏8号”吹沙船,租期自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5月14日;租金每月15万元,于合同生效后的每月3日前支付,首期租金于该船航行至民欣公司指定地点当日支付;孔双燕安排一名船长为民欣公司工作,船长工资由孔双燕支付;孔双燕保证该船能够航行至指定地点,保证交付船舶时该船能够正常施工;协议签订之日,民欣公司支付保证金20万元等;被告王剑铭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承诺承担上述全部责任。同日,王剑铭支付孔双燕押金20万元。“航疏8号”船原停泊于福建省宁德市漳湾镇下塘码头,于2014年6月2日前后到达海南省三亚市;孔双燕未向两被告交付该船船舶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之后该船由两被告共同使用,用于吸沙工程;2014年7月,王剑铭支付孔双燕租金10万元;至2014年8月,该船仍由两被告使用。期间孔双燕安排一人在该船上看管机器设备及船舶。2014年9月18日,孔双燕在三亚海事局陈述:“浙安吉货1911”轮的所有人系其丈夫,该轮船舶证书由其丈夫在浙江省安吉县办理,该轮由民欣公司租赁到三亚从事吹沙作业,其雇佣一人代为管理船舶。后孔双燕自行将该轮自搁浅处拖至三亚中心渔港停泊。“浙安吉货1911”轮无船舶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航疏8号”船即为“浙安吉货1911”轮。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舟山市普陀民欣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王剑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孔双燕225000元;二、驳回原告孔双燕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具有检验证书的船舶,投入运营会严重威胁到船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极易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情况,亦会威胁到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破坏海上交通管理秩序,即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涉案租赁协议因船舶不具有检验证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法认定为无效。

涉案租赁协议无效,孔双燕无权依据该协议向两被告主张租金,但两被告亦不得无偿使用涉案船舶,故本院酌定两被告按协议约定的每月15万元标准赔偿孔双燕损失。根据涉案租赁协议约定,结合孔双燕在三亚海事局的陈述,可得出涉案船舶交付地点为海南省三亚市,该船舶于2014年6月2日前后到达该市,故可自该日起算;孔双燕于2014年9月18日确定得知该船舶处于搁浅状态,且孔双燕安排人员看管该船舶,可及时获取该船舶相关信息,孔双燕亦已恢复对该船舶的占有,故其损失应计至2014年9月18日止。赔偿期间可按三个半月计算,金额为525000元。涉案租赁协议无效,孔双燕依据该协议取得的20万元押金依法本应返还,鉴于王剑铭未通过诉的形式要求返还,为减少诉累,该20万元押金可直接用以抵扣两被告应履行的赔偿款项。王剑铭支付的租金10万元,也应用以抵扣赔偿款项。故两被告还应赔偿孔双燕225000元。

【案例注解】

本案系光船租赁合同纠纷,光船租赁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不配备船员的船舶,在约定的期间内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和营运,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孔双燕是否有权要求两被告支付租金,孔双燕主张租金的前提是涉案租赁协议有效,对该问题作出准确判定后,才能正确厘定原、被告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涉案租赁协议是否有效。王剑铭认为,涉案船舶无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及检验证书,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五条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而涉案租赁协议无效。

以是否允许依个人意思排斥法律规范的适用,可将法律规范分为任意法规与强行法规。[1]日本学理称为强行法规与任意法规,我国台湾地区学理称为强行规定与任意规定,我们则称为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实为同一概念。强行规定又分可分为强制规定及禁止规定。[2]强制性规定,即要求当事人采特定行为模式的强行性规定;禁止性规定,即禁止当事人采特定行为模式的强行性规定。

分析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五条法律规范构成后可发现,该两条规定并非为控制法律行为而设,其规范结构中不含效力评价因素,侧重的是对事实构成行为的控制,应属强制性规定。即便是禁止性规定,也不能认为任何违反该类规定的法律行为均自动无效。[3]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船舶必须具有检验证书、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但该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以未取得上述证书的船舶为租赁物的光船租赁合同无效,仅是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反者可处以警告、罚款。也就是说,违反该两条规定的,可导致船舶所有人遭受行政处罚,并不能据此直接否定本案原、被告间的租赁协议的效力。实际上,只有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才有可能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中所说的强制性规定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禁止性规范。[4]

自民法理论出发,分析一合同是否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而无效,可遵循以下步骤:

首先,分析该合同违反的是强行法还是任意法,如系任意法,因任意法可依当事人意思予以排除,故不构成无效。其次,确定该合同违反的是强行法后,须分析合同违反的是强制性规定还是禁止性规定,如系强制性规定,通常不会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而无效。再次,确定合同违反的是禁止性规定后,还须分析该禁止性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还是效力性规定,如系管理性规定,通常也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但这也并非绝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管理性规定与效力性规定的区别,也不再讨论违反这两类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5]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重要功能在于引入私法及公法领域的强行性规定,以确保强行性规定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若该规定引入的强行性规定并未明确否定某一合同的效力,不宜依据该强行法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此合同确实有损公共利益、经济秩序的,可转而求助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以该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其无效。自逻辑角度分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与第(四)项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定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规范目的的法律规定,[6]也即立法者认为某一特定类型公共利益成熟固定时,便通过强行性规定作定型化处理,尚处于发展阶段或者暂时不需要以及难以通过立法作定型化处理的公共利益,则交给公序良俗原则维护。因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做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7]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即公序良俗原则。[8]将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海上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见该法第一条);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立法目的则是“保证船舶、海上设施和船运货物集装箱具备安全航行、安全作业的技术条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见该条例第一条)。法律、行政法规之所以规定船舶必须具有检验证书并要求定期检验,其理由在于船舶作为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作业工具,必须通过法定检验这一方法,来保障船舶及人命财产的安全,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维护海上交通管理秩序。不具有检验证书的船舶,投入运营会严重威胁船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难以避免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情况,亦会威胁到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破坏海上交通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应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涉案租赁协议无效。

二、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孔双燕可主张的款项金额。这里主要涉及恶意抗辩、不当得利返还两个问题。当事人明知合同条件以及缔约时的情事,甚至清楚地知晓将要签订的合同存在着无效的原因,而依然缔约。其后,在合同的存续甚至履行阶段,他发现合同有效于己不利,便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构成恶意之抗辩。[9]本案中,孔双燕未随船交付相关船舶证书,两被告庭审中亦陈述因孔双燕未交付证书,涉案船舶作业中曾多次被海事部门查获、处罚,但两被告仍继续使用涉案船舶,两被告的行为足以表明其明知涉案船舶不具有相关证书。双方纠纷成讼后,王剑铭却抗辩涉案船舶无证书因而涉案租赁协议无效,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孔双燕自行承担,该抗辩意见显然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应属恶意抗辩。

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各方的合意予以彻底否定的评价,当事人合意的内容不得产生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无须承担任何法律效果。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曾经进行过的行为”,作为事件是存在的;只是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即这种行为得出的法律上的结果,是不被承认的。[10]即便涉案租赁协议无效,两被告也不得无偿使用涉案船舶,否则即意味着两被告可从恶意行为中获益而无需支付任何对价,此与公平原则殊为不符。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两被告应向孔双燕返还涉案船舶,但孔双燕起诉之前已自行恢复对该船的占有,故不应再判决两被告返还船舶。涉案租赁协议履行过程中,孔双燕提供的船舶不具有相关证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具有重大过错;两被告明知该情况却仍使用了涉案船舶,却拒不支付租金,过错亦较为明显。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两被告按照约定租金标准,对应其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船舶的期限,赔偿孔双燕相应损失。

(作者单位:宁波海事法院)

 



[1]  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治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2]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3]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谢怀轼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8-591页。

[4] 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5] 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可参考[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治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250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3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8页。

[6] 上引王轶文。

[7]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8]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9]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10] 上引卡尔·拉伦茨书,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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